我和我的家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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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庆的第一天便去影院看了这场主旋律电影——这是我每年必修的功课, 一方面洗刷自己身上那些腐朽的、“来自资产阶级”的思想,另一方面观察一下我国多年来在意识形态教育方面的进步。不得不说,如今的意识形态宣传比上个世纪要高明太多,在宣传爱国情怀和主流价值观的同时,有一定的故事性,内容也不再拘泥于阶级斗争和反帝反封建。作为一部电影,我有点嫌它讲得太多,半个小时一个故事,只能小品式的点到为止。但它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政治任务,也传达了希望大家建设家乡的精神。

开不了口

“回到家乡”这四个字,对于背井离乡的小镇做题家而言有点沉重,也不会轻易说出口——没能在更大的舞台上扎下根,似乎昭示着十几年的努力化为徒劳。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极其矛盾的现象:年轻人一面抱怨着社会内卷,996 下生存愈发艰难,却鲜有人主动离开拥挤的赛道回到家乡发展。

客观上讲,小城市的机会远不如大城市丰富,这个现象不仅存在于国内,从美国高校 CS 方向近年来教授的流动来看,西部和东部沿海愈发呈现垄断态势;除此之外,大家内心多多少少还是存在一些根深蒂固的偏见,不会去了解家乡的新形势/政策以及可能存在的商机——就近年来的状况来看,把 AI 用在传统工业比扎堆投身已经卷得不能再卷的视觉/语音业务要前景光明得多,如果不想把生命奉献给资本家开发黄赌毒,从实际意义和竞争压力上讲,在小城市进行相关创业可能都是不错的机会。不过诚实地说,现阶段的我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,先驱者需要实力、眼光和胆量,也需要承担在政策倾斜之前受到的冷遇和意外。 35 岁之前的我更希望从事一些技术而非事业上的探索,而远离一线环境是不利于技术上的进步的。

国庆剩余的日子,除去旅游几天外,我都在故地重游,见了一些好久没见过的人,也思考着故乡之于我的意义。

老街

九江的城区近年来扩大了许多倍,在我儿时的记忆里,所到之处都没有离开过两湖环绕的几里地,学校、商圈、政府部门,大都依湖而建。二十多岁的我沿着整个两湖跑一圈,恐怕也只需要几个小时,地铁自然也是用不上的。城区小,社会关系相应的也会更紧密一些,晚上散步时遇到朋友、老师/熟人也是常事。当然,这些都是我十八岁之前发生的事了。在我去过的城市中,九江的城区绿化应当是能数得上号的。在江西这样的高考内卷省份,中学的日复一日地刷题考试,乏闷得很;湖边的杨柳无言,像佛祖一般听我倾诉着对应试教育的怨念,倒也是寻得了些许安慰。记得初中历史老师曾经说过:“等你们上了年纪,九江还真是个不错的养老城市。”,三线城市的宿命不过如此。

我对南湖一带是有感情的,它承载着我记事起整个童年的回忆,我时常梦见五岁到七岁时的住处——本是普通的学校改建的小区,在梦境里却有如魔力一般。整整过去了十七年,我回到此地时,它的细节跟记忆竟然分毫不差——角落里曾经有一只死猫,竹林有一条狭小的秘道,篮球场是我操纵四驱车的地方,花园里有我和儿时玩伴的秘密基地。唯一的区别在于尺寸,原来竹林方圆仅几百平米,儿时的我却把这里当做公园。小城市城建缓慢也是有好处的,不容易让人产生白云苍狗之感,墙上的斑驳被重新粉刷过,从外观上看没有什么变化,还是一样的安静冷清。回想起来,这两年在我的记忆里尤为清晰,甚至远高于其后的几年,缘由恐怕是家里没有有线电视和电脑,只能从其它地方找乐子,可见脱离电子产品不见得是坏事。

前浪远去

八岁那年发生了两件大事,一件是搬往了新家,结束了每天三点放学之后在院子里没羞没臊的生活;另一件则是被选去参加了学校的“微机奥赛”,这个名字无比土气的东西在我们那儿倒是个新鲜事儿。此事最初纯属偶然,我的动机只是为了想玩游戏,来到课上之后却发现只能对着一个蓝屏幕打字,好在每天只要做完了练习就可以玩 flash 小游戏,我到底还是坚持了下来。由于只有在学校的短暂时间能够上机,长期纸上谈兵也不是个事儿。在父母与老师商议之后,一年后家中添置了一台电脑,我也不得不开始认真对待起了这件事。

虽然有 80% 的时间是在玩游戏,小学这段经历可谓不可多得。也是在今年国庆我才得知,当年家中用来买电脑的钱是借来的,备置新房几乎用光了积蓄,父母做出这样的决定想必也是经过了一番挣扎。那几年学的内容,在大学程序课程中可能只有一两个月,但是对于没接触过计算机的我而言已经是巨大的思想冲击,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我人生的一些重要决定。事后回想起来,学校官方组织这样的培训,更像是一种改革,当初一起打游戏的上下几届选手,几乎贡献了九江毕业生这些年从事 CS 科研的主力军:而出自同一个小学,同一个培养计划之手,也不应该是偶然。

这个国庆我约上了於斌老师见面,於老师是我当时的计算机教练,带着我入门了 BASIC/Pascal;如果要说中小学阶段我最感谢的人,那非於老师莫属。老师 97 年来到双峰,开启了九江的小学信息学教育;算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,长久以来,我都觉得对于他这个当年的高材生来说,回到三线城市的小学进行广义鄙视链低端的计算机教学,是一件很屈才的事情。小学生的信息学竞赛,深度上通常不会超过递归(强势省份小学上网络流也是有的,但只能作为例外),长期以往,教学者难以再有技术上的提升。而金钱上的回报和社会认同感也难以令人满足,05-08 年的学费是一个学期一人几百,在上海可能还抵不上一堂私教课。非“主科”老师的身份,使得办课外补习班这类的副业也更加困难。

十二年没有见过面了,老师对于我们这届同学的名字仍然记得清楚。这些年来国家对信息学的政策日益严苛,近乎到了非金牌没有红利可吃的地步,而九江的信息学事业也早已门可罗雀。小学更不例外,与升学不再挂钩,没有家长愿意把自己孩子的时间花到学这种劳什子上面,省内其它城市几乎全面停止了参加此类活动。於老师这边的事业自然不如十年前那般红火,小学生如今参赛只能使用门槛更高的 C++,对三年级的孩子来说更像是一种摧残而非教育。人工智能竞赛、机器人比赛已经成为了更时髦的课外活动。

个人奋斗在历史进程面前不值一提,国内信息学竞赛的兴起始于小平爷爷的“计算机的普及要从娃娃抓起”,时过境迁, CS 已经成为跟金融并列的两大热门专业之一,普及计算机的时代早已过去,OI 可能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——依附于它的青少年信息学教育亦然。我想於老师不会因为热潮的退去而感到失落,他的青春岁月花在了带整整一代的双峰孩子入门编程,他们多数正在从事着 CS 相关的工作,遍布在全球各地。而於老师如今也进入了新的人生阶段,身为人父,以家庭为重;事业上不那么繁忙,不见得是坏事。所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,已经是晚辈发光发热的时代了。

饮水思源

一层秋雨一层凉,用来形容九江的秋天恰好不过,国庆前还是一身夏天的行头,下了两场秋雨已经把我冷得够呛。

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是一切社会关系的组合,一个的人个性很大程度也上被生养它的环境所塑造。仅从这一点上来看,纵使长期身在异地,也绝无与家乡/国家交割的可能。把资源和特权优先分配给条件更好、更有利于创造价值的群体,于做大蛋糕是有好处的。而拥有更好的条件和环境的群体,很大程度上依赖了他人做出的牺牲,倘若一味地享受不公平的分配,将进一步地加剧马太效应。

上交很多同学仍在怀念上一位风度翩翩的校长:他鼓励学生“走出去”,创建了早期的数理基科班,建立了上交与海外基础学科的联系;也不惜一切代价“引进来”:礼贤下士打动了 John Hopcroft 这种图灵奖级别的大咖,为上交的 CS 学科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。至于林校长接班后,大家都觉得他碌碌无为。连续三年在毕业典礼上强调“扎根”精神,听起来像是对着 CS 人均出国发展的态势唱反调。一定程度上,林的上任标志着国家对于高校发展方向的转型:张杰时期大力与西方接轨,提升国际排名的时代已经过去;每年几十亿科研经费的投入,国家终归还是希望高校能够反哺社会。在特殊的历史时期,国家更需要的是钱学森、黄旭华这样在关键技术上攻坚的人才;国际化和排名上的事情则不再是主要矛盾。

对于家乡的情感通常要更为朴素,父母、於老师、还有许许多多可能都忘记了名字的人,于我有恩的人太多,就算只是出于道义,我也是应该做些事情的,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。

前面的船已经快沉了,你还要逆水行舟吗?

劝君更尽一杯酒,西出阳关无故人。

Author: expye(Zihao Ye)

Email: expye@outlook.com

Date: 2020-10-08

Last modified: 2021-02-19 Fri 21:1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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